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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殖民史
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于1500年左右。15世纪末叶，欧洲人发现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自此，商业和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国家，它们的殖民地和扩张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同时也传播了欧洲的制度和文化。 1450-1763年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第一阶段。十字军虽然开拓了欧洲同近东穆斯林新的商业和政治交往，但通过地中海的东方贸易多为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所垄断，西欧国家渴望去东方寻求财富；地理知识的进步，罗盘针的传入和造船业的发展，使得远洋航行有了可能。15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最先向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殖民。
1498年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到印度，是葡萄牙同印度贸易的开始。此后葡萄牙开始改变纯贸易的政策，开始征服商路上的据点，修筑防御工事，配置官兵，以确保其贸易的畅通。
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使它变成葡萄牙殖民帝国在东方的大本营；随后又在东南亚、美洲的巴西等地扩张。
1553年，又租借了中国的澳门，以此为据点同中国进行了300年的贸易。西班牙的殖民时期持续了近3个世纪，自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就积极向美洲拓殖。
1494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下，葡、西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分了分割世界的范围。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建立了庞大了殖民帝国---西班牙帝国，对土著民族实行残酷的奴役政策，以致土著人口由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时的5000万人锐减到17世纪的400万人。新航路的开辟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状况，原先频临大西洋的国家现处于中心状态，开始走向外部世界，殖民国逐渐取代了封建公国和城邦国家，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引起了欧洲的物价革命，英国1650年的物价是1500年的250%，商业的变革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货币经纪取代了原先大量存在的以货易货。国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咖啡、巧克力、茶叶、烟草、马铃薯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地位和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大大衰落，为新起的英、法、荷兰所取代。到16世纪下半叶，葡、西两国就不得不面临这些国家的挑战。
荷兰在16世纪末赢得独立，17世纪发展成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和商业国家，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设立总部，这是荷兰在东方的中心，通过它与中国、日本、印度、锡兰和波斯进行贸易。荷兰向东方渗透最初主要还不是殖民而是垄断当地贸易，供给本国所需的咖啡、香料等商品。
荷兰于1624年占据台湾38年之久，同时积极向北美洲拓殖，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法国于16世纪开始向外殖民，1603年在北美建立新法兰西殖民地，在东方和英国争夺印度，终于为英国所排挤。英国在1553年成立莫斯科公司，与俄国进行小量的交易，以后则转向西北航路。
1600年，伦敦商人建立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着力在印度半岛扩张。英国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也开拓了向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多在东部沿海一带，主要经营农业，也拥有许多船舶同英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到1763年，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南卡罗莱纳等城镇都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了。几个殖民国家为了适应殖民活动的扩大，复活了在地中海一带在中世纪时已经频于消亡的奴隶制度。葡萄牙人于1442年开始使用柏柏尔人为奴隶。西班牙人于1502年开始把非洲黑人输入美洲，以弥补由于大量屠杀印第安人而造成的劳力短缺。英国和荷兰的奴隶贸易分别开始于1562年和1619年。到18世纪中叶，奴隶贸易达到极盛，英国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运载近4万黑奴。
从1689年到1763年，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四次战争，战争虽发生在欧洲，却极大的改变了殖民地的面貌，特别是第四次战争----七年战争，英国大胜，获得了加拿大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还得到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这样，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拓殖，英国一跃成为第一流的殖民大国，殖民地面积虽仅次于西班牙，但拥有强大的海军，国力殷富，威势大增，为西班牙所不及。 从1763年起，欧洲殖民扩张进入第二个阶段，工业革命时代到来后，传统的以蔗糖、烟草和奴隶为主的殖民贸易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工业国家对棉花、羊毛、燃料、铁、铜、锡、煤炭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取代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在本国之外开辟市场，以消化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由于欧洲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因此只能向美洲和亚洲（当时尚未开始对非洲的殖民）寻求发展空间。例如：印度一直向英国出口棉布，可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棉布出口的四分之一倾销到印度，印度已经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其次，欧洲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灭绝或赶走土著民族以取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空间，或是征服和改造土著民族的社会以适应殖民地国家的需要。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的发展，即是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又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造成了殖民国家的优越感和殖民地民族底下的自卑感。
从1763年到1875年这100多年中，英国拥有无语匹敌的海上力量，活动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和非洲沿岸，原先在沿海的立足地成为向内陆征服的基地。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的殖民事业受到很大打击，遂将殖民经略重点由北美洲转至资源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庞大的印度。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皇家海岸、冈比亚、开普殖民地、亚洲的缅甸、香港等地。殖民活动的扩大使英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英国的垄断贸易在19世纪初已经改为自由贸易，由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天赋人权观念影响，加上宗教、人道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英国于1807年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此后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国也宣布禁止奴隶贸易。这一措施使得各国在非洲沿海的据点迅速萎缩，丹麦、荷兰均于19世纪中叶卖掉了在西非沿海的商站。同时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对奴隶的需求锐减，这两国在非洲的殖民力量也迅速衰弱。在北非，法国利用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借助消灭北非海盗的机会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奥斯曼帝国的属地渗透，海盗最活跃的阿尔及利亚受到最沉重的打击，1815年美国海军打败了阿尔及利亚海军，1819年英荷联合舰队炮轰了阿尔及尔，法国也与阿尔及利亚发生多次冲突，于1830年占领了阿尔及利亚。
从1825年到1875年这段时间，除英国和法国外，欧洲国家征服新殖民地的活动已基本停止，代之以向海外殖民地移民的运动。而就英国的情况来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51年的一句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英国对殖民地态度的最好总结：“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英国）脖子上的沉重磨盘”。以英国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的两小块殖民地为例，其商业税收远远赶不上行政开销，英国议会几次建议缩小殖民地规模或将其完全抛弃，只是由于英国皇家海军西非分舰队需要在几内亚湾建立海军据点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才最终保留这两处地区。但是，为了安置加勒比海诸岛被解放的黑人奴隶，英国在殖民地萎缩时期通过建立授权公司的形式，又开辟了塞拉利昂殖民地，美国殖民协会在同一时期开辟了利比里亚殖民地，法国则开辟了利伯维尔（今加蓬）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被用来安置被释奴隶。
1833年，英国的海外领地的奴隶最后解放。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在海外贸易和财政金融方面都占有优势。于其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走向衰落，拿破仑战争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而民族运动却高涨起来。
1825年，西班牙失去南美洲的殖民地，英国则乘机渗透，到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已成为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移民潮随之而来，据估计，在1820年以后的100年中，离开欧洲的移民达到5500万。 从187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国家竞争加剧，除了老牌殖民国家（包括俄国）又出现了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日本这些新的殖民主义国家。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乘机夺取了阿穆尔省并取得满洲的特权。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列强的竞争使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占中国，遂加紧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把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中国名为独立，实则不断向外国提供越来越多的特权和租借地。后起的日本也大力向中国和朝鲜扩张，20世纪初已在中国的满洲享有特权，并把朝鲜、台湾和邻居岛屿变成它的殖民地。
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地理学家腓特烈·拉策尔开始研究当时正在扩展中的德国工业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开始应用地理学为俾斯麦的帝国主义政策作辩护。他认为，由于世界在向前发展，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越来越重要，大国将逐渐拓展，小国变得无足轻重。世界历史对空间之要求越来越大，这个事实可以从各重要商业国家的演变明白看出：威尼斯是一个城市；荷兰是一个三角洲国家；英国是一个岛；美国是一个大陆。各强国必须遵从这个绝对的、必然的趋向，努力用殖民、合并及征服的手段来拓展他们的空间。英国帝国主义理论家哈尔夫·马金德爵士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生存，必须实现自给自足。控制原料产地并将其变为产品输出市场成为攸关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而在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殖民地。
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国家在被称为“最后的大陆”的非洲占领的领土只有318万平方公里，而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欧洲对于非洲的兴趣又浓厚起来，在非洲占领了256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于欧洲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对植物油、植物纤维、橡胶和某些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大了，而这些产品可以用廉价的工业品在非洲换得，对新原料的需要引起对非洲原料产地的激烈争夺。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内地的殖民始于19世纪晚期法国在塞内加尔开创的逐步推进方式，即以种植花生或油棕榈的农场为前进基地，利用药物治疗热带疾病，利用当地土著组成雇佣军队，沿主要河流向腹地推进，这种方式远比英国的沿海渗透方式有效，因此为其他殖民国家所效仿。
1870年代，南非发现巨大的金刚石、黄金等矿产又刺激其他殖民国家国家在非洲其他地区探寻同类矿藏，争夺的土地不再限于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区，荒地、沼泽、沙漠和无人区都成为争夺的对象。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确定了“只有实际占领才能证明对一个殖民地的统治权”的原则，已占据非洲沿海地区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葡萄牙，迅速与当地酋长签订协议和条约，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内陆。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加入到对非洲的争夺中来。
从1885至1900年，欧洲国家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外，传统的非洲王国如阿散蒂、达荷美、索科托、布干达，以及欧洲裔非洲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国家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埃及名义上为独立国家，但完全受英国的控制。在亚洲，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扩张与众不同，采取了同化土著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方法，向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和中亚推进。并极力向中国渗透；先后占领了大茹兹、中茹兹、小茹兹、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并向中国的新疆地区、外蒙古和满洲地区渗透。
到1876年，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东正教国家沙皇俄国已经占领了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国征服了安南、老挝、柬埔寨，地处欧洲西部的英国占领了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控制了中东的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在大洋洲，欧洲中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殖民地。除了直接征服殖民地外，殖民国家还将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如中国（清）、朝鲜、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阿富汗、奥斯曼帝国等，在这些国家攫取了海关、交通、通商、筑路、开矿、建厂、开办银行、训练军队等权益。 直至20世纪初，殖民国家及殖民地已占全世界85%的陆地面积。几个主要强国完全控制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原先自给自足的国家日益纳入世纪经济范畴，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主要工业国制造和出售高端产品，而其他国家则成了他们的原料和供应基地。殖民地竞争还加剧了军国主义的复活，由于各国的殖民地分布是不均衡的。除了实力仍然强大的英国和法国外，早已衰落的西班牙、葡萄牙仍然掌握着大片的殖民地，而新兴的美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只占有一些面积不大、资源贫乏的“剩余地区”。随着争夺殖民地的手段趋于激烈化，各主要殖民国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继卷入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冲突，如英、法、德之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英法之间的法绍达危机，两次布尔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意土战争等一系列冲突。
从1900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新殖民地或保护既有殖民地而纵横捭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害冲突关系：德国对英国的世界霸权提出挑战；日本对俄国在亚洲的霸权发出挑战；俄国对英国在亚洲的霸权发出挑战；英国利用法国牵制德国；英国利用日本牵制俄国；法国利用俄国牵制德国；德国利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包围俄国……为了巩固既有的殖民地，相继组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和德奥意同盟国两大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意大利倒戈）战败的结果告终。作为惩罚，地处欧洲中西部的德意志帝国覆灭，本土被削减七分之一，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地处欧洲中部的奥匈帝国瓦解，领土被邻国瓜分或组成新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全部阿拉伯地区的属地。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市场的调整、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涨，到1920年代时老式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大为削弱，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新的殖民地。战败国被剥夺的殖民地成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区交给战胜国管理，虽然实质上仍是殖民地，但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条款已经规定受托国必须促进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福利，并在适当的时候建立独立的国家。
到1930年代，出现了新的殖民主义思潮——源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殖民观及“生存空间”的概念。日本也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提出亚洲国家在日本“领导”下抵御白人世界侵略的口号，并在1930年代将其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其他法西斯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陆续提出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和“大西班牙主义”的口号。希特勒曾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不主张德国从事海外扩张，认为在海外扩张不如在欧洲扩张对德国有利，但他后来却核准纳粹党“25点纲领”中的殖民地要求，并在1933年后鼓励德国殖民地运动派的活动。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宣告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已经再度开始，继之是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于传统形式殖民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殖民主义的变种——“生存空间”理论，以及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显然是其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战后残存的各主要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在战争中都被削弱。在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盟国殖民地，如印度、东非、尼日利亚、比属刚果等地的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殖民帝国内部的分工体系被打破。同时，由于日本和德国借助扶植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方法来削弱盟国的力量，盟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战争中也在轴心国的卵翼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解放运动首先在曾被日本占领的荷属东印度、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爆发。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曾经在战争中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建立名义上“独立”的傀儡国家。日本在投降前夕将权力及武器移交给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令其为盟国制造混乱。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首先宣布独立，越南于9月2日宣布独立。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浪潮随即蔓延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至1953年柬埔寨独立之后，法国、荷兰和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已经全部成为独立国家。举例说，英国曾是一殖民帝国，二战后，则通过“威斯敏斯特法”，给予自治领独立的权利，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便宣布独立，但此些国家仍属于英联邦。如澳大利亚的宪法中便著明英王为国家元首。进入1950年代后，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在已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鼓舞之下，这一运动又发展到非洲。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国宣布了“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政策，英国在1957年至1963年间先后撤出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北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南也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特鲁西尔阿曼（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战后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始于1956年英埃苏丹和1957年加纳的独立。
从1960年起，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达到高潮，1960年一年内，非洲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其中13个国家为原法属殖民地，3个国家为原英属殖民地（包括意属索马里），1个为原比属殖民地。
至1960年代末，英国和法国所属的殖民地已经大多宣布独立，葡萄牙这个最早的殖民帝国也是最后一个放弃殖民地的国家，葡属几内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经过多年的战争，在1975年获得独立[1]。殖民主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简介人类学认为人类的产生方式有哪些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
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使用的是民族学，后来才用人类学。两者曾经互相兼容并包，有时民族学包括人类学，有时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有时相提并论，有的地区民族学学科名称逐渐为人类学所取代。民族学，英语Ethnology源于希腊文Ethnos和ogia，意思是民族的研究。这个名词引用于学科始自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昂佩勒在1830年制订学科分类表时，，把它划分为一个单独学科。人类学一词是德国学者洪德（M.Hundlt)最早使用的，指人体解剖和人的生理研究，不同于后来人类学的含义。1839年巴黎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该会纲领称民族学研究旨在“鉴别人类种族的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的特质，语言、历史传统”。1859年法国人类学会成立，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俄国于1845年在地理学会内成立民族学分会，奥地利民族学会成立于1894年，德国于1869年成立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会。至今在俄，德、奥等欧洲大陆国家，用人类一词指体质人类学，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的体质形态；民族学则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英国早在1843年就在伦敦成立民族学会，至18663年成立伦敦人类学会，人类学才包括体质和文化的研究，1871年两会合并成人类学院，后来又将研究文化的部分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于1842年在纽约成立民族学学会，1879年建立华盛顿人类学协会，1901年把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部分，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1902年成立美国人类学协会。实际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指的是同一门学科，当代人类学界的泰斗列维-斯特劳斯针对有关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争论指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所包括的范围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前者从技术和事物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决定社会生活方式的超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政治活动；而后者却是从社会生活的研究出发，然后及于表现意识和政治活动的技术事物。好比是同样两本书，内容分章相同，但安排的顺序及页次却各不相同。”我国著名学者杨堃也指出：“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叫做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亦即我们所说的民族学。”（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版，第7页）因此，本文标题虽为人类学，但同时也在说民族学。
人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自产生以来不过一百五十年上下（如果按照学界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的1859年为标志，至今正好150年整），然而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古已有之。古埃及人在金字塔中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不同群体的图像。西方“历史之父”、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生动地记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许多族群的体形特征、居住环境、、语言、习俗、制度和信仰。另外如古罗马G.J.凯撒的《高卢战记》和C.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是此类文献。在古代中国，这样的文献更是数不胜数。先秦时期的古文献中，已记载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不同民族的存在。《山海经》中更是描绘了大量异域他国中体质特征迥异的民族，如“贯匈国”、“交胫国”、“长臂国”、“一臂民”等等。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匈奴、西南夷、东越、南越等列传，开创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后来的《二十四史》、《吴越春秋》（东汉赵晔）、《华阳国志》（晋常璩）、《蛮书》（唐樊绰）、《岭外代答》（宋周去非）、《黔南识略》（清爱必达）……；关于国外的记载，有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明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等等。
18世纪孟德斯鸠等的启蒙思想、19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以C.R.达尔文<<物种起源>>为标志的生物进化学说、18及19世纪的社会进化观等，都是19世纪人类学进化学派的文化，社会进化思想产生的基础。19世纪中叶产生了人类学的第一个流派——进化学派（亦被称为经典进化论派或直线/单线进化学派，以区别于后来的新进化学派），它基于一批专业人类学家，并一直以他们为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E.B.泰勒、美国的L.H.摩尔根、英国的J.F.麦克伦南和瑞士的J.J.巴霍芬等。他们认为人类同源，本质一致，有共同心理，因此产生同样的文化，社会发展有共同的途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泰勒被称为人类学之父，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在研究婚姻家庭进化的基础上，建构家庭的发展历史，初步提出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古代社会>>进一步全面地发展了社会进化思想，论证了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由于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古典进化论被后来的众多学派反对，直到新进化论的产生。
传播学派，又分成德、奥传播学派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前者以德国的拉策尔、弗罗贝纽斯、格雷布奈尔及奥地利天主教神甫W.施密特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极其有限，每一种文化都是在一个中心地区一次产生，然后传播开来。后者以英国的里弗斯、G.埃利奥特-史密斯及其学生 W.J.佩里为代表。他们宣称各种高级文化因素都是从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尼罗河传播出去的，宣传泛埃及主义。由于这种理论缺乏科学事实根据，后来没有被人继承下来。
历史学派继传播学派而起的是美国的历史学派，创始人为F.博厄斯（又译鲍亚士），其他代表人物都是他的学生，如A.L.克罗伯、R.H.罗维、E.萨皮尔、C.威斯勒、A.A.哥登卫塞等人。博厄斯主张单纯地描写具体的文化和传播过程，不作理论概括。他的门徒公开打出反对进化论的旗帜。罗维写的《初民社会》（1920）全面否定和攻击摩尔根的进化学说。该学派虽然对传播学派也采取批评态度，但基本上接受传播理论，因此，学术界一般把传播学派和历史学派合称为文化历史学派(Cultural-Historical School)。
社会学年刊学派 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学年刊学派，与传播学派差不多同时出现。主要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和M.莫斯。迪尔凯姆于1896年在巴黎创办《社会学年刊》，因此被称为社会学年刊学派。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家A.孔德的实证主义。莫斯指出社会是“自我调节”并趋于均衡的系统，系统各要素的作用是保持系统的整合与适应。他启发了后来的功能主义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欧洲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功能学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出现了影响颇大的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B.K.马利诺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该学派不重视研究各族人民的历史，强调深入民族社区作全面的现状调查，大力训练和派遣学生们分赴各殖民地作田野工作。在理论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功能作用，认为每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必有它的用处，一个民族社区就是一个整体，必须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而生活的各个方面又密切相关。功能学派的理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人类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心理学派 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派中分化出心理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博厄斯的学生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他们认为个人的心理活动决定文化和社会状况。先进民族的优良心理素质创造高级文化模式，落后民族的不正常心理素质只能造成落后的文化模式，因而后者必须在前者的帮助下改变自己落后的文化模式。这一学派虽然口头上反对基于外表体质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主张心理上隐存着民族的优劣差别，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观点，因而也被称为种族心理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类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化学派的态度上有所变化，一些人类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结合。于是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人类学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诸如联邦德国以H.马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潮，法国以M.戈德莱厄为代表的 “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思潮，美国以M.哈里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思潮和以R.墨菲为代表的“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潮等。同时，也不象从前那样公开反对进化学派了。在美国还出现了维护进化论的新学派，美国人类学界曾为摩尔根恢复名誉，甚至把他奉为美国民族学之父。
结构主义学派以法国C.列维-斯特劳斯为主要代表。他把结构语言学的音位分析法运用到民族学研究领域。通过分析自然现象之间结构关系的途径，来推导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关系。英国学者E.R.利奇也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该学派的影响达到高峰，后来逐渐有所下降。
新进化学派思潮 以美国民族学家L.A.怀特、J.H.斯图尔德等为代表。他们为摩尔根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辩护，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能量说，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等。他们的弟子塞维斯（E.R. Service）和萨林斯（M. Sahlins）则致力于综合他们的进化学说，认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是人类进化真实的不同侧面。他们是进化理论得到了完善。
文化相对论学派思潮 以M.J.赫斯科维茨为代表。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任何具体文化的一切现象都是孤立自在的，不会重复，各具特点，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无法比较，各个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有共同规律。一切民族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
新心理学派思潮 这是美国60年代以来掀起的小规模心理人类学复兴运动的产物。代表人物有J.怀廷、I.L.柴尔德、R.A.莱文等人。他们在老心理学派研究文化与人格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提出了所谓的“认识人类学”。该派思潮目前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倾向。
民族音乐学的动机来源于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上有哪些主要说;各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及观点各是什么请高手帮帮忙~~·
研究文学的起源，
不仅能从发生学角度来解释文学产生之谜，而且能由此
阐明文学与社会生活、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正
确地认识文学的本质。
中外关于文学起源的理论 自古以来，许多文艺理
论家对文学起源的问题发表过见解，比较有影响的说法
有以下几种：
①模仿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艺术起源
于对自然的模仿。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也认为诗歌
起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模仿，而模仿的本能植根于
人的天性之中。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贺拉斯，和亚里士
多德的观点相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佐尼，既把
诗看成是模仿的艺术，又把诗看作是游戏，实际上把文
学的起源归之于模仿的游戏。稍后英国的锡德尼，通过
对印第安人原始文学的论述，指出文学产生于含蕴着教
育和愉悦意味的模仿。这些说法，承认文学的源泉是自
然界和社会生活，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采。但他们把
模仿解释为人的某种天性，忽视了社会实践在形成人的
心理能力上的巨大作用。
②神示说。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把诗歌的产
生解释为神的灵感在诗人身上的凭附。欧洲中世纪的托
马斯·阿奎那则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的心灵，而心灵是上
帝的形象和创造物。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很流行。
如薄迦丘认为，诗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发源于上帝的胸
怀。甚至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培根，也流露出诗
歌产生于上帝启示的观点。“神示说”随着近代文明的
演进，逐渐失去了说服力。还在18世纪，便有一批哲学
家（如赫尔德尔等人），驳斥了它的荒谬。
③游戏说。16世纪的马佐尼，在倡导模仿说的同时，
披露了“文艺是游戏”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康德，进一
步把诗歌看成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到了席勒，正
式形成了艺术起源的“游戏说”。席勒认为人在现实生
活中受到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束缚，渴望运用过剩的精
力去达到自由，这就是游戏；而艺术活动，即在游戏中
导源。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补充，
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
活动。著有《人类的游戏》等书的格鲁斯，则批判地接
受席勒的“游戏说”，认为游戏不是因为精力过剩，而
是对实用活动的准备和练习。“游戏说”曾经受到居约、
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评。当心理学家冯德提出“游戏是
劳动的产儿”观点后，普列汉诺夫又在这个观点上部分
肯定了“游戏说”。
④心灵表现说。把艺术看成是人类心灵（包括思想、
情感等等）的一种表现，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露出端倪。
19世纪,它广泛地为浪漫主义艺术家、理论家所提倡。雪
莱在其《诗辩》中说，诗歌是“野蛮人表达周围事物所
感发他的感情”，是一种“想象的表现”。柯勒律治也
认为，诗歌发源于并不反映现实而又能自身完美的想象
力。这种“想象表现说”，还得到布拉德雷、王尔德等
人的支持。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则认为艺术是人类表达感
情的工具，起源于人们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这种“情感表现说”，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著有《艺术
的起源》一书的希尔恩，把艺术说成是“交流思想的重
要手段”。近代美学家理德、艾伯克朗龙比、理查德等
人，都赞同这种“思想表达说”。意大利唯心主义美学
家克罗齐，反对艺术表现任何理性思想，宣传“直觉即
表现”、“直觉即艺术”，实际上把艺术的起源归为低
级的、只能反映个别意象的直觉。克罗齐的“直觉表现
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风靡一时。奥地利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则用精神分析主义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认为
人的心理有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存在于潜意识
中的性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性本能总受到现实
的压抑，当人们把它转移到所希望的幻想生活创造中去
时，就产生了艺术，所以艺术实质上是以性本能为核心
的无意识表现。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与弗洛伊德
近似。他们都拥有大批信徒，迄今还在西方盛行。以上
各种观点，都从一个侧面抓住了艺术表现人的心理的特
征；但他们总把人的心理看成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先验
的东西，并未能真正解决艺术起源问题，只是把这个问
题抽象化、神秘化了。
⑤巫术说。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最初谈到了
原始诗歌与原始宗教的密切关系；但他还没有明确地指
出诗歌起源于巫术。19世纪以来，以泰勒、弗雷泽、哈
特兰特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部族的巫术进行
了深入研究，为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提供了丰富材料。
法国考古学家雷纳克，就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提出艺术起
源于原始人交感巫术的论点，认为原始艺术实际上是巫
术的一种，目的是祈求狩猎的成功。这一论点在20世纪
以来颇为流行，当代许多美学家（吉德逊等人）都加以
赞同。但马林诺夫斯基等民族学家则提供了某些原始部
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的资料，使得“巫术说”难以自圆
其说。
⑥劳动说。明确地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实
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一批民族学家、艺术史家。德国
的毕歇尔在《劳动与节奏》中指出，劳动、音乐和诗歌
最初是三位一体地联系着的，它们的基础是劳动。梅森
认为最原始的诗歌是劳动诗歌，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劳动
的效果。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中也谈到了诗歌与
劳动的关系，但他认为劳动诗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劳
动，而是为了使劳动变得更轻松。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
《没有地址的信》中，论述了许多“劳动先于艺术”的
实例，他的主要观点是：“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
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若干年来，
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苏联和中国的文艺理论界盛行；
但有时简单地寻求劳动与艺术的“直接的联系”，不能
完满地解释一切原始艺术的起源。对艺术起源的“劳动
说”，应防止其简单化和绝对化。
除了上述各种观点之外，19世纪以来，还有其他一
些关于艺术起源的学说。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文
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要
素，他和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等人被称为“社会学派”；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艺术(特别是音乐)起源于从鸟
类动物就有的性的吸引，这种艺术起源上的“性爱说”，
如今已被大多数美学家摈弃；当代美国史前考古学家马
沙克认为最早的艺术乃是原始人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体
系，等等。
在中国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艺术起源或原始艺术
的记述。中国古籍一致认为文学艺术的起源很早。汉代
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
世。”把“诗之兴”定于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唐代孔颖达
在《毛诗正义》中认为诗歌“必不初起舜时也”，“讴
歌自当久远”。南北朝时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
中说:“然则歌咏所生,宜自生民始也。”和他同时的刘
勰也持有同样看法。可见,1500年前的中国古代学者,已
经得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结论。同时，中国古
籍也记述了几种艺术起源的观点。《吕氏春秋·古乐》
谈到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
产生的；《路史·后记十》写道：帝尧“命质放山川溪
谷之音，以歌八风。”晋代阮籍在《乐论》中也指出原
始乐歌具有“体万物之生”的特征。这实际上是一种艺
术起源于模仿的观点。《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
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说：“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
动，故形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
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些观点与西方的“表
现说”相似。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诗言志”
的观点占有统治的地位。《吕氏春秋·古乐》记述了传
说产生于上古时代的“葛天氏之乐”的篇名，其中的《奋
五谷》大约歌唱农业生产，《总禽兽之极》大约歌唱狩
猎生活。《吕氏春秋·淫辞》与《淮南子·道应训》记
述了“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在
《史记》索隐引《三皇本纪》和《古今图书集成》引《辨
乐论》中，还记述了伏羲时代的“网罟之歌”。大概是
基于这种情况，《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注释里提出了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观点,蕴含着劳动生产诗
歌的思想。《周易》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
德,殷荐上帝。”《周礼》说:“大合乐以致鬼神示。”
《汉书》说：“乐者歌九德，诵六诗,是以荐之郊庙,则
鬼神享之。”《路史·后纪八》说：“……为圭水之曲，
以召而生物。”这些记述，揭示了诗歌乐舞与祭祀巫术
的密切联系。可见在中国古籍中，关于艺术的起源也进
行了多方面探讨。
以上列举的各项见解，均属猜测性的假说，并未得
到学术界的公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都未能全面
占有资料，各自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今天，在研
究文学艺术起源时所应依据的资料有以下几种：①史前
考古学资料；②现存原始部族的民族学资料；③古籍中
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记述；④可供参考的儿童艺术心理
学资料。对比起来看，史前考古学资料最为可靠。但基
本上凭借口头流传的原始文学，同音乐、舞蹈等时间艺
术一样，极难在史前考古学资料中留下痕迹。因此，在
20世纪初还保留原始特征的澳洲土人、南非布须曼人、
爱斯基摩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渔猎民族）、
太平洋各岛屿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波里尼西亚人、美洲印
第安人（他们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农牧民族），以
及中国的鄂伦春、鄂温克、佤、纳西、独龙、怒、布朗
等少数民族，就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此外，各民族流
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古歌、史诗，也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在一般
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
的产生，不会比原始造型艺术产生的年代晚很多。据放
射性同位素碳的测定，绘有巫术仪式图像的马格德林期
洞画，约出现于公元前18000年至11000年之间。这个年
代，可确定为原始诗歌起源的下限。实际上，原始诗歌
起源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些。
文学起源研究的新趋向 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
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像冯德那样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
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
最初，原始人进行体力劳动，会在劳动呼声中嵌进一些
没有意义的单词，如“邪许”之类，目的是减轻劳动的
紧张，获得因声音的重复而产生的愉快。在有些情况上，
它相反地又能协调大家的劳动动作，成为组织集体劳动
的信号。更进一步,人们不满足于声音的简单重复,就会
进入到韵律阶段。韵律和节奏一样，都能给劳动者以听
觉的快感。开始时因为缺少足够的词汇，常常运用没有
意义的衬词来押韵。鄂伦春族一首原始狩猎歌曲：“阿
索亚，阿索亚，黑色的毕拉尔河呀！阿索亚,阿索亚,沿
着河道游猎呀！……”这里的“阿索亚”，就是用来押
韵的衬词。尔后衬词取消了,人们把叶韵的生活词汇组合
在一起，像《吴越春秋》记载的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弹
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那就是一
首完整的诗歌了。由此可见，原始人的劳动呼声和劳动
号子,乃是产生原始诗歌的胚基。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即
人们在劳动胜利后用诗歌来表达狂欢的心情。例如南美
波托库多人的一首歌：“今天打猎打的好，一只野兽被
杀掉；现在有了食物了，吃的美来喝的饱。”再如鄂温
克族的《欢喜歌》：“蹦蹦跳跳的狐狸，欢喜嫩绿的草
地；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玩乐最欢喜。奔跑嬉闹的狐
狸，喜欢山高林子密；各处来的客人们，一起唱歌最欢
喜。”可见单纯地表现情感，也能产生原始诗歌。但这
种情感并非先验的“人之天性”，而是与原始部族人的
劳动或生活紧密相连的。原始公社后期，部族间的战争
愈益频繁，一些诗歌是用来激昂士气的，如澳洲土人的
一首战歌：“刺他的额，刺他的胸；刺他的肝，刺他的
心；刺他的腰，刺他的肩；刺他的腹，刺他的肋！”在
鼓舞战斗激情同时，带有演习操练的意味。流传在贵州
剑河地区的苗族古歌唱道：“用石头当锄头，折树枝当
钉耙，划竹蔑当撮箕，到山上去开田。”诗歌伴随舞蹈，
也有操练生产动作的意味。因此，最初产生的原始诗歌，
大都与实用性目的有关。那些在巫术中咏唱的诗歌，表
面上看来是荒诞迷信的，究其实质，仍然是为了征服异
化的自然,谋取生活的资料。而且巫术中的许多细节,正
是变相的劳动动作。所以，战争诗歌、模仿性的操练诗
歌、巫术诗歌，全没有同劳动生活绝缘，鉴于这些理由，
也鉴于劳动的诗歌起源最早，可以把劳动看成是文学起
源的初始的、核心的原因。
然而,其他一些原始文学样式的起源,不能都简单地
归之于劳动。原始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发展。比
劳动诗歌较为晚起的性爱诗歌，应认为是从原始部族人
的炽烈情欲发端的。在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鄂伦春
人中搜集到的吟咏自然美、吟咏爱情的诗歌，出现得更
晚，它们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品格，是由复杂的原因
形成的。神话、传说、史诗、动植物故事、谚语、童话
等文学样式，大约在原始公社后期产生。它们产生的原
因也是多方面的，或者是想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或者
是记录部族的斗争史，或者是向后代传播知识经验，或
者是用英雄祖先的精神激励部族成员，甚至把它们充作
少男少女举行“成丁式”的考试科目。有些诗歌、神话
与史诗，被列为氏族的经典，只能由氏族酋长和巫师来
掌握。但也有不少诗歌、神话、故事、谚语，成为全部
族共有的精神财富，通过口头方式流传。因此，就总体
来说，原始文学起源的契机是复杂的。近代几名专门研
究艺术起源的学者，如分别著有《艺术的起源》专著的
格罗塞、希尔恩，著有《艺术的演进》的哈顿及普列汉
诺夫、柯斯文、德索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多元
论倾向。今天，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以劳动为核心的多
种社会实践，形成最新的理论研究趋向。
（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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