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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前是哪一年
77年前，卢前笔记里的郑州是什么样子
文/张秀阳
郑州的历史很辉煌，是著名的古都之一，有矗立在市内的商城遗址可证；但做为一个现代大都市，郑州的风物又让人说来慨叹：放眼全城，不要说类似北京的故宫、南京的城墙、西安的塔寺那样的古老遗迹，就是上百年的老房子，寻起来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现在破字当头，稍有些年头的东西扒的扒，毁的毁。旧时的燕子，寻觅不到王谢堂，而燕子也就无有踪影了。
于是只好在旧时人物的笔下去寻觅老郑州是什么模样。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南来北往的人路过郑州的多，但习惯于吟风弄月的文人墨客们笔下的老郑州是什么模样却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痕。陈子善先生编过《北京乎》，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写旧京风物的文字汗牛充栋。但写郑州的呢？一个城市的历史写照，不单单是古迹和高楼大厦，它还得有文字建成的记忆。而对于郑州这样的城市，不能不说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当我看到《卢前笔记杂钞》里关于老郑州的描写，虽然着笔不多，但在我看来仍然是弥足珍贵的。
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戏剧研究中，卢前无疑是难以绕开的人物之一。1905年3月2日，卢前出生于南京一书香故家，原名正绅，后改名前，字冀野，自号小疏，别号饮虹，别署江南才子、中兴鼓吹者等。卢前毕业于东南大学，是曲学大家吴梅先生的得意弟子。他是教授、诗人、文学和戏剧史论家、散曲作家、剧作家。如果你对卢前的同门诸如任半塘、唐圭璋、钱南扬、王季思有所耳闻的话，那么当知这位敢于自号“江南才子”的人并不是浪得虚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冀野文钞》四本，我正是在其中的《卢前笔记杂钞》里看到他写郑州的文字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卢前写有《丁乙间四记》，他自谦说“不独是个人生活的史料，也许还有一点野史的价值罢。”其中的第二记“关洛劳军记”，是1940年卢前代表国民参政会，到第一、二、五、十四个战区去视察慰劳所写日记。写郑州的文字就在这一记里。
1940年1月26日，国民参政会开会决定成立“华北视察慰劳团”，1月30日从重庆出发，成员有李元鼎、邓飞黄、梁实秋，余家菊、于明洲和卢前。一路行来，过成都，行剑门道中，除夜度陈仓，长安留滞，经中条山，到达洛阳，此时已是2月24日。在洛阳留七日，看了豫剧大师陈素真的戏《凌云志》、《女贞花》，给部队授旗，视察当时学校。
3月2日，卢前和梁实秋、邓飞黄一队前往郑州视察，他的日记，用了“如此郑州”的标题。
卢前一行，“早八点”坐车出洛阳北门，过白马寺。到黑石关，入巩县境内外。渡过洛河，到一个叫“老犍坡“的地方，他们一行坐的车上不了坡，竟然觅了几条牛来拉汽车，“六条不够，加八条；八条还不够加成十条，一直加到十二条牛才把汽车拖上去。”“天色向晚，抵汜水县。”走遍汜水也找不到一个宿处，“于是往新华楼洗澡，就在澡堂过夜。”不要忘了，他们这一行人可是从陪都来视察的国民参政员。“一天没有吃饭，这时居然吞了两个饼，买了两碗盂，吃得肚皮发胀。”读到这些细节，真有白头宫女之感。只是不知“盂”为何物？是芋头、土豆，抑或红薯？
第二天早上，由汜水县经荥阳，到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布置宿舍在陇海花园里。当时住郑州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桐萱，地方上的专员是杨一峰和范任县长。卢前在街上“费42元，购礼服呢马褂料一件，又往万年春洗澡。”晚上，孙桐萱“约我们到铁路会堂听戏，有坠子、大鼓。戏演的是《双投唐》、《戏迷传》、《北汉王》和《黄鹤楼》，十时才散。”
第二天，3月4日，“和荫亭及几位参谋出发，向京水镇去，视察河防。”在防地盘桓很久，听到敌机飞过来的声音。“我们上了小汽车，一路在敌机扫射声中安全回到郑州。这时郑州还没有解除警报。”下午授旗，卢前演讲。散会后，继续听平剧《汾河湾》等。
3月5日，“忽然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上街买了一双布鞋，在郑州饭店又与几个朋友欢聚了一晚。”（卢前生日，史料是记的是2日，这里他自己说是5日，待考。）
3月6日，旧友来谈。下午，“戏剧又演出了，演的是豫剧《赵金红刀劈杨藩》。晚餐后孙桐萱还请吃了一次西餐。“我颇感觉疲乏，邓梁二兄归心甚切。”“郑州虽然士气还算旺盛的，河防虽固，我始终觉得有随时沦落的可能。戏剧空气虽浓，终竟敌不了敌人的炮火！”
卢前一行在郑州共住了三天。做为首都来集团军总部视察的国民参政员，不过是吃吃饭，洗洗澡，看看戏，而且自己花钱买了衣服鞋子，你能想像得到吗？
马氏家族之长鄄马非百的座右铭
马一鹰/文
以下内容来源于2021年1月25日，“出国留学网”发布的《经典名人座右铭大全》：
马非百在曦园时期，[1] 写了一首诗自警：“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今当分改秒，秒价值千金。”由此可见他爱惜光阴的精神。
马氏宗祠创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修于1935年，于右任 [2] 题额；此图摄于80年代。
补充资料
[1]
马非百（马元材）：秦汉史名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毛泽东和郭沫若深受他的影响，曾多次引用观点和言论；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翻译了他的不少著作。派名永旦，号若村。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新化永固长鄄（今隆回长鄄）。1919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1919-1921年就读于文科（中国文学系），1921-1923年就读于英文学系，1923-1925年就读于经济学系；念书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参与过北大书法研究会、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京工读互助团、曦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筹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系列实践活动。自1919年起，交往过的重要人物有黎炳圭、李荫垣、周蓉轩、罗云鲲、袁伯扬（袁伯杨）、周方、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女）、葛健豪（女）、蔡林蒸、蔡庆熙（女）、刘千昂（女）、文素勤（女）、杨昌济、蔡元培、徐宝璜、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沈士远、胡适、邓中夏、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罗家伦、王光祈、康白情、廖书仓、周炳琳、易克嶷、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许德珩、朱务善、吴汝明、李世璋、俞平伯、杨钟健、朱自清、邵飘萍、谢绍敏、段锡朋、张太雷、杨人祀、李实、张纯、贾祝年、吴容沧、吴汝铭、卡润舟（卡世润）、王铮、朱务善、何孟雄、陈为人、徐悲鸿、罗章龙、杨东莼、杨人杞、李梅羹、吴雨铭、萧镇湘、刘仁静、缪伯英、梁漱溟、罗隆基、傅斯年、李济、赵元任、丁文江、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夏鼎、梁思永、冯友兰、陈寅恪、余嘉锡、吴晗、郭沫若、成仿吾、方鼎英、周恩来、邓颖超（女）、何香凝（女）、蔡畅（女）、黄英博（黄春源）、刘肖愚、王昌明、朱迪、区克宣、徐特立、林伯渠、刘峙、汤恩伯、程潜、陈立夫、陈果夫、邓拓、嵇文甫、萧楚女、冯玉祥、李德全（女）、郭春涛、邓翠英、邓飞黄、张敦讷、王同庆、陈伯君、顾毓琇、刘季洪、杜元载、朱家骅、陈垣、章士钊、姚从吾、郝象吾、张静吾、于赓虞、尹达（刘耀）、李文、袁朴、胡宗南、胡寄聪、傅振伦、宋云彬、叶世昌、施之勉、张邃青、朱芳圃、石璋如、许敬参、冯进贤、许同国、霍达、王湘、刘屿霞、祁延霈、胡厚宣、徐云生、王燕生、郑剑西、邓经元、王书庭、张伯驹、王冶秋、史树青等。自1926年起，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普通学历史教官（少校）、校本部政治教官（中校），中国国民党妇女运动讲习所中国革命史教员，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中州通讯社主任兼总编辑，国立河南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干事，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委员，河南省政府秘书，国立河南大学代理校长、历史系教授，苏鲁豫皖边区学院院长，国立北京大学秘书处秘书，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兼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哲学组编辑等职。在黄埔军校期间，与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邓中夏联系密切；积极支持并参加广州起义，许多革命者都在他的住所乔装参加巷战，其住所成为重要联络点，起义失败后，利用其身份掩护革命者撤退。在河南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河南政治月刊》，并利用当时的政治身份，先后营救过邓拓和嵇文甫等共产党著名人物和学者。1943年进入重庆中央训练团。1949年谢绝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台湾大学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三长任选”邀约。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前，曾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桑弘羊及其战时的经济政策》、《桑弘羊传》、《桑弘羊年谱订补》、《桑弘羊年谱》（有德文和日文译本）、《管子轻重篇新诠（套装上下册）》（郭沫若曾引用100多条）、《秦始皇帝集传》（《秦始皇帝传》出版后被誉为司马迁“史记”马骕“绎史”后之巨著，称“三马三史”）、《秦史纲要》、《秦集史（全二册）》、《秦汉经济史料》、《西汉时代的吏治》、《盐铁论集注长编》（《盐铁论简注》）、《诗 · 桃夭新证》（手稿）、《秦书》未完稿等。马非百治学领域广泛，建树颇多，特别是在秦汉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中有突出的贡献。他的治学思想深受近代自然科学的洗礼，从而使其历史研究能够在资料翔实、考辨精湛的基础上有着独特的见解，较之前人研究更加深入。他是第一个肯定秦始皇功绩的学者，毛泽东多次和他一起探讨秦始皇和秦史，胡适赞誉他“非百百非而不非秦” 。其博大精深的专著，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在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2]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清朝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三原。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同盟会早期骨干，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化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是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4年；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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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征
五四运动，一般指1919年5月4日发生于中国北京的以青年学生为主和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起因为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原德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它和较早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迄今之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影响甚巨。在台湾教科书中，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多并为一谈，一般民众亦皆称两者合为“五四运动”，可视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定义。
背景
《每周评论》关于山东问题
新思想的传播与白话文运动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在年轻一辈中产生影响，但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著《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展，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来源。
北京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发展
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即学习西方及日本学制而改革，但了民初，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北京为首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引进了开放的学风，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同时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民初以来的反日以及国耻情绪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纳了其中大多数的要求，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协定，为新闻界所得知，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使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对于日本以及“卖国”的政府强烈的不满，被认为这是国耻，同时也引发了不少反日的活动，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发展而发挥作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1、"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2、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3、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来北京学生痛殴。在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一次大战期间工商阶层的发展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的输入情形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顾，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形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学生代表
罗家伦（1896-1969），《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起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浙江绍兴人，字志希。倡导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清华大学首任校长。逝世于台北。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字孟真。研究历史语言。逝世于台北。
段锡鹏（1897-1948），北京大学学生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会长。江西永新人，字书贻。逝世于上海。
许德珩（1890-1990），江西省九江市人。创立九三学社。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病逝于北京。
于方舟(1900-1928)，于方舟，原名兰渚，又名芳洲，生于河北省宁河县（现为天津宁河县）。五四运动天津领导者之一，1928年去世。
郑振铎
闻一多
陈潭秋
马骏
张国焘（1897-1979），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江西萍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其主力是学生和青年，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
五四运动最早从北京大学发展出来的，五四精神所代表的忧国忧民、不畏强暴进行抗争的精神，其实也是北京大学一贯的校风特色。
爱国精神：五四运动的青年以爱国为己任，他们的行为都是以爱国我目的的，都是维护国家尊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大胆精神：面对军阀政府，凭一腔热血，敢于斗争，不畏强权，不屈不挠。
独立精神：五四青年没有被人左右，用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去做一切事情，显示了青年的独立和创进。
正义精神：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他有正义性，正义的力量和精神支撑，因为正义，得到了正义力量的支持和拥护。
五四时期的相关团体
新民学会：共产党早期组织，1918年4月14日成立时，1920年底70余人。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包括李维汉、向警予、蔡畅、谢觉哉等。起初，“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在沪会员会议，讨论确定学会的态度是“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7月，旅居法国的会员在蒙塔尔集会，议定学会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后，新民学会便逐渐停止了活动。
少年中国学会：一些不满现状、主张社会改造的青年组成。根据马志尼在西方创造“少年意大利”创建。1918年6月30日发起，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曾琦、雷宝菁、张梦九。王光祈是学会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学会存在达六年之久，先后入学会的有120多人。总会设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有分会，国内许多省份都有它的会员。在国外，旅居法国的会员最多。刊物:《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运动兴起后，学会分裂，无形解散，停止活动。
国民社：1918年5月，中国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罢学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国团。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国民社，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国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钊等的支持，团结了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会员近200名。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称是,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它是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团，主要发起人是傅斯年、罗家伦。该社1918年1月19日开始成立，19年元旦创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学会。成立时会员21人，1919年底发展到37人。“五四”后不久，傅、罗先后出国留学，新潮社即停止活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北大学生组织的一个社会团，主要发起人是邓中夏、廖书仓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结束活动，会同曾发展到六七十人。
觉悟社：为打破天津男女学生的组织分开局面，1919年9月16日创建。当时社员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谌志笃等。这个组织比较严密，对外废除姓名，发展新社员必须有三名以上社员介绍，由全体社员讨论决定,他们用抓阄办法决定每人的代号，周恩来就是“伍豪”；邓颖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该社创刊《觉悟》，其中周恩来撰写《觉悟的宣言》等。后来周恩来、郭隆真等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觉悟社转地下。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
民治主义同志会：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
孙文主义大同盟：1927年1月26日广州成立，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后大部成员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服务冯玉祥。
实践社：发起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于1926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遇难外，其成员大部分均倾向于支持国民政府。
兴中学会：发起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在蒋战败时，“人弃我取”地当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长。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诚学会：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征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大部分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国民会议促成会：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参考资料：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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